2022年4月24日，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编印出版的《导弹人生》一书正式发布，首度向全社会公开了十二位此前隐姓埋名的中国导弹武器型号总指挥、总设计师。在这十二位导弹专家之中，钱文极、陈国新两名总师是西电人。日前，经中国宇航出版社同意，西电记忆将分期连载两位总师的导弹人生，以飨读者。
大学国难弃学业
1936年，钱文极直接升入同济大学工学院机械系读书。当时的同济大学只有医科和工科两个学院。同济大学用德语授课，完全采用德国教学体制，学制为五年。工学院开设机械、土木、测量等专业，并未开设电机或无线电专业。
▲进入同济大学的钱文极
同济大学创办于1907年。校歌中这样写道：
好一片中华大地，不振兴工艺，真可惜，真可惜！
同有耳目，同有手足，同有心思才力，不作工负了好教育。
勤劳、诚毅，提携我中华国民，
同舟共济，同舟共济，振兴工艺；
……
这一办学宗旨正好符合钱文极科学救国的理念。
新入校大学生的第一年主要是工作实习。上午在实习工厂做工，学习手艺；下午安排体育课、公民课，或是英语课。钱文极上学时勤奋刻苦，做事非常自律，除上课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
1937年上半年读完大学一年级后，钱文极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上海市大学生军训，时间有一个多月。期间“七七”事变爆发，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
军训结束后返回学校，钱文极继续钻研无线电，他和王辅民制作了一台40米的业余波段发射机，电台呼号为XU8TC，成功联通了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的几个电台，这让他非常兴奋。
与此同时，上海的局势越来越紧张。1937年8月初，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当机立断，部署学校向上海市区公共租界搬迁。至8月12日，全校师生及物资撤离吴淞迁入市区。
9月1日，日军轰炸了位于吴淞的国立同济大学，经营近三十年的同济大学校舍被日军夷为平地。面对日益恶化的局势，同济大学决定迁往浙江金华。
▲同济大学吴淞校区旧址（来源：同济大学微信公众号）
就在钱文极回到太仓牌楼乡家中的第二天，“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他的家乡离上海仅50公里，上海战事的发展对家乡影响很大。父亲担心他的安全，不让他出去，在家无事可做，钱文极内心焦虑不安，他便向父亲提出要回学校去。父亲认为浙江方向相对安全，便同意了他的想法。
▲参加上海市大学生集中军训时的钱文极
11月初，钱文极乘小船到达苏州，因苏嘉铁路已被炸断，便沿着运河向嘉兴徒步前行，几经周折才到了金华，回到学校。那时到校的学生已有半数，学校安顿下来后陆续开课。
11月12日，中国军队在淞沪浴血奋战后撤离上海，上海沦陷。许多同学的家乡被日军占领，难以安心在校读书，感到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继续读到毕业还有四年的时间，他们不敢想象四年之后的国家会是怎样的情景。
于是同学们组织起来向学校请愿，要求缩短学制，以适应战时需要。钱文极也参加了请愿活动，但学校没有给出答复，请愿无果。
1937年11月，同济大学的学生组织了一支20多人的救亡宣传队，钱文极被选为队长，带领同学们一起到金华县（今金华市）郊区等地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上海失守一个月后，日军先后占领南京、杭州。由于学制不能缩短，钱文极感到继续这样读书完全不符合时局的变化，形势已非常危急，国家和民族受到灭亡的威胁，指望国民党打赢抗战的想法逐渐破灭，他想到了去延安找共产党。
尽管父亲一心希望他完成学业留学德国，并已为他准备好了出国学习的费用，但在钱文极心中，想的却是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是怎样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的问题。
辗转武汉奔延安
在这种紧张动乱的时局下，有同学在《东南日报》上看到了一则“武昌无线电短期训练班”的招生广告，广告声称这是一个战时无线电训练班，经过短期训练即可派往前线部队。
招生条件是高中毕业，入学方式是由学校军事教官介绍到当地的师管区（相当于军分区），再由师管区介绍至训练班，同时师管区承担前往训练班的路费。
看了广告后，同学们开始酝酿着去训练班的事。钱文极很快就决定要去参加这个训练班。他觉得在国家的危难关头，不能再坐在教室里读书了。他说：“正值青春，不去为保卫祖国而战，更待何时！”怀着这样的信念，钱文极下决心放弃文凭，投身抗日。
最终，包括钱文极、任有性、王叔皓、王辅民等在内的10名学生，决意投笔从戎。他们很快办理了退学手续，按广告上的要求，在金华师管区办理好介绍信，领取了路费。
1937年11月30日晚，在金华火车站，列车即将驶离站台。钱文极等10名学生登上火车。他们是同济大学金华校区中第一批自愿放弃大学学业、参加抗战的学生。很多同学来到车站送行，场面十分热烈感人。就这样，一批热血青年，义无反顾，心怀救民族于危难的满腔热忱，走出校门。
在路上，为了能够统一行动，大家推选钱文极担任领队。在金华上车后，车内几乎无立足之地，钱文极从车窗爬到车外，在车顶上躺了一夜。
一路上交通既拥挤又混乱，他带领大家由金华到南昌，再换车到九江，在九江换乘轮船，12月5日到达汉口，次日他们便前往武昌去训练班报到。
训练班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见了上级要立正，说话要先喊报告，对于一路风尘仆仆赶来参战的年轻人，见此状很不理解。国家和民族已危在旦夕，为什么还在这里固守形式、拘于礼节？
尤其他们是过惯自由生活的青年学生，这种约束与他们迫切的报国之心相抵触。反感的情绪引发了他们对训练班的猜疑，在这里毕业后去什么地方工作？大家开始四处打听。
当时训练班还没有开课，报到的学员连他们一共20多人，工作人员也不多。打探的结果要么含糊其词，要么避而不答。这让同学们对训练班的办学目的产生了疑问，这是一个战时训练班吗？会不会是特务训练机构？
大家心里既不安又害怕，知道一旦进入这样的机构便很难脱身。冷静下来后一商量，同学们一致决定离开这里。他们开始积极准备，主要是将带进训练班的随身物品转移出去。
两三天后，趁晚上天黑，同学们冒充刚搬进训练班院子里的医院工作人员，三三两两分批混出了门岗，成功实施了逃离计划。
离开训练班后，他们决定立刻离开武汉。最快的撤离办法就是各寻出路，于是有的同学投亲靠友，有的同学返回学校，钱文极和任有性等四人决定暂避长沙，再做打算。当晚他们乘火车离开武汉，12月15日到达长沙。
在训练班前后不到十天时间，给钱文极的感觉犹如当头一棒，受到很大打击。回想离开学校不过半个月，但这半个月的经历给他的思想带来的影响是持久的。
当时他们认识不到也做不到去调查清楚训练班的性质，只是直觉告诉他们青年学生纯洁的爱国热情被利用了。想到刚跨出校门第一步就险入火坑贻误一生，心中的愤恨难以平复。钱文极不再犹豫，决定去延安找中国共产党。
▲钱文极（右二）和同班的任有性（左一）、金永康（左二）、王叔皓（左三）、包其国（右一）在同济大学金华校区
这是他一生中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并且再也没有动摇过。多年后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钱文极不无感慨，进入训练班看起来是个挫折，但也是件好事，坚定了他走向革命的决心。
12月底，钱文极和任有性返回武汉，经一位同学的姐夫介绍，他们联系上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当时办事处主任董必武任中央代表。钱文极拿到了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开具的介绍信，让他们到陕甘宁边区参加安吴青年培训班。1938年1月10日，钱文极等四位同学离开武汉，奔赴安吴堡。
—未完待续—
本文摘自：马杰，宋晓明.导弹人生（上）[M].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 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