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太一，通信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52年至1957年任张家口军委工校（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1958年至1962年任西安军事通信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无线工程系副主任。他是我校通信工程专业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国防通信网、第一颗人造卫星、通信系统自动化和指挥系统现代化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一生，用其总结的六个字就是“平凡、坎坷、幸运”概括。出生于战火年间的陈太一是幸运的，从幼年开始，家庭一直过着节省俭朴的生活。书香世家的幼年生活给予了陈太一人生的基础基调，让他清晰认识学习的重要性。
正如他对儿子所要求的，“大学可以不上，但大学知识不可不学”。烽火年间，辗转于苏州工专、大同大学、广西大学三所学校接受高等教育。如此的经历，让陈太一在知识的海洋里，找到了未来向往的方向。工作后，又再一次进行深造。
他的一生，正如他所讲“所谓平凡，我虽投笔从戎，却没有打过仗，多年从事科研，却没有得过奖（因为当时不举行评奖），既无豪言壮语，又无丰功伟绩，一生生活与工作，乃一般之知识分子而已。”
让我们一起走进陈太一的大学岁月，跟着院士一起读大学。
苏州工专
省立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于1911年创建于苏州沧浪亭。1937年苏州沦陷，学校停办，1938年夏在上海宁波路、北山东路复校，校长是邓邦逖。当时校方借了一座纱厂的厂房，校舍简陋，更说不上实验设备，但师资雄厚，学风严谨，在艰难条件下还培养出不少人才。工专的特点是重视打好基础，培养实践能力，使学生到工作岗位后，既能“即插即用”，又有持续发展的能力。毕业生中，有不少总工程师，也有一些学者。
▲省立苏州工业专门学校老校门
我一入学，课程就很紧，数学课如立体几何、解析几何、范氏大代数都是用的英文本子，后来还读了大学教本范氏微积分。蔡时雨老师讲授数学课时逻辑性强，口若悬河，课后布置的作业很多，因此我们在一年半就读完了整个高中的课程。教我们物理和应用力学的是司马先生，有长者风度，非常爱护学生。教机械制图的是叶老师，是邓校长的女婿。因为机械制图是其看家本领，所以要求非常严格，在他的启发下，我对工程制图发生了兴趣，后来买了本弗伦奇（French）著的Engineering Drawing，其中有各种建筑字体及建筑图，引导了我对建筑学的兴趣（此事对我1979年访问欧洲比利时等国时起了一定作用）。我们的英文课时数虽不多，但当时教的《最后一课》及《二渔夫》等爱国主义短篇小说，均长期印在我的头脑中。此外我们还学了《造模学》等专业课程。我们在学完一年级课程后，即已修完高中的数理课程。因此，一位姓庄的同班同学以同等学历考取了大同大学电机系，这一消息使我想到我也可以以同等学历去考大学了。这样，在读了一年半后，我也考取了大同大学的物理系。
考入大同大学
当我初到上海时，为了毕业后能找到工作，因此选择了苏州工专。姐姐到昆明邮局工作后，愿意支持我上大学，这是我十分向往的事。在工专读了一年之后，听说班上有一位姓庄的同学以同等学历考入大同大学电机系，因此在半年后，我也以同等学历考入大同大学物理系。大同大学是一所比较正规、严格的私立大学，校长曹梁厦，宜兴人，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当时创办学校的一些学者，听说是留美并在中国组成“中国科学社"的成员，如无锡的“三胡”。淞沪抗战时，校舍毁于炮火，后于1938年在公共租界的新闸路构筑新教学大楼，距沙利文面包厂不远，上课时常常闻到面包的香味。因为是春季入学，当时理科只有物理系招生，我就考入了物理系。后来发现，先读理科，再转工科，对今后工作还是有很多优点的。我在大同大学读了一年，读了微积分、普通物理、普通化学、化学定性分析和经济学等课程。所用书籍与其他学校相同。大同大学的师资极佳，教微积分的是一位女教授，乃“三胡”之一。教物理的是张教授，他和我国著名磁学专家施汝为是同窗好友。课堂上全用英文讲授，进度很快。经济学讲的是西方经济学，英文教材不易读懂，现在只记得当时讲了“marginal utility”，解释时还讲到面包加黄油，其他全还给老师了。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跳级投考大同大学，并未经过深思熟虑，但从后来的实践来看，对后面的学习还是起到很大的作用。一是由于我在上海读完了大一的课程，到内地借读，就不用参加军训及其他训练课程了。另一方面，由于学习进度提前了一个半学年，使我能在1944年日寇进攻桂林前毕业，并于同年进入重庆九龙坡交大电信研究所学习。
转学广西大学
1941年8月，接到广西大学（西大）来函通知前往报到。办完这些手续后，我即去理学院数理系报到，系主任郑建宣教授是一位长者，和蔼可亲，他是广西少数民族——壮族，是著名金属学家和教育家。郑主任对我远道而来只身离家表示慰问，尔后在校三年，都得到他热心的关怀。
▲郑建宣教授
当时学习数理的学生人数不多，数理系四年级有学生四五人（41届），其中相熟的有莫奎，抗战胜利后赴法国留学，广州解放前赶回祖国，参加东江纵队。另有一位是侯玉堂，他是上海中法工学院转到西大机械系的，因常与莫奎一起而相熟悉，他在二战期间曾乘蓝烟囱公司的海轮绕地球两圈半。三年级只有两位同学，周魁，梅县人，后为广州某中学校长；另一位是郑宣琴，湖南人，后考取空军，成为飞行员，解放后任民航飞行员。二年级也只有两人，即我和李应珩，李是广西北流人，内向寡言，学习勤奋，院系调整时，由西大调往长沙中南矿治学院教物理，后患癌症病故。一年级当时有学生五人，其中吴垣基后为成都电信工程学院教授；方汝镇，福建人，有民主思想，与我很谈得来，日寇入侵时，曾参加李先念将军之部队，抗战胜利后去台湾学习建筑学，曾与名建筑师贝聿铭搭档，为台湾建筑师学会之主持人，不幸于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病故。我刚到西大时，日机有时前来空袭，若当时在教室，则跑往后山躲避；若在校本部，则在校内之相思洞内躲避，这是一个天然岩洞，可容纳很多人。这种躲警报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纳德将军组织了飞虎队，予来犯之日机以致命打击，日寇飞机才稍收敛。除空袭与生活困难外，在西大读书的日子还是十分安全的。其中有一件较困难的事是找自修的位置，一般都要先到图书馆去占位置，我们数理系人少，教室足够容纳多人。秋天的西林公园，到处飘着含有淡淡甜味的桂花香。日子过得真快，不知不觉秋去冬来，桂林的冬天不太寒冷。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港，美国向日宣战，从而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方为轴心国德、意、日，一方为同盟国美、英、中、苏。当“珍珠港事件”的消息传到西大校园，大家都很高兴，但急于要了解今后的发展趋势，于是，在第二天晚上请著名学者盛成教授在校园中的一个大教室作报告。当我们到达会场时，昏黄的电灯光下已挤满了人群；盛成教授身穿深色长衫，侃侃而谈。他说：“我们中国处于世界屋脊，在喜马拉雅山上泼水，民主势力一定会胜利。”大家都热烈鼓掌。他的结论我完全同意，但他说的理由我不明白。后来20世纪80年代盛成教授从法国归来，我谈起他当年的演讲，他又重复了“在喜马拉雅山上泼水，民主势力一定会胜利”。
大学良师
在我大学学习期间，我有幸又遇到许多良师。那时候，我们离家乡到内地去读书。对我们这些来自沦陷区的穷学生来说，主要是靠贷金赖以维持生活和学业的。到了1943年，物价飞涨，光靠微薄的贷金，已难以维持。幸亏有系主任郑建宣教授介绍我到学校附近的景崧中学去兼课，才不至于中途辍学，而读完了大学的课程。当时我们有很多有名的教授：施汝为、顾静徽、卢鹤跋、郑建宣、雷翰、吴敬寰等。其中施汝为老师是著名的磁学专家，从大学四年级起，我就一边读书一边在他的实验室里当他的助手，在磁学方面做一些实验工作。他表示要我毕业后到他的实验室去工作。不料在1944年秋，日军攻占衡阳，直逼桂林城下，那时施汝为老师对我说，现在他连自身都难保，只好各奔前程了，等将来战争结束，他还希望我当他的助手，到他的实验室工作。这些话是十分感人的，他表达了一位教师对学生的爱护和期望。
▲从左向右依次为王新梅，肖国镇，陈太一，王育民，梁传甲
后来抗战结束了，施老师回到上海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1946年，我研究生毕业后去看望他，他依然要我去他那里工作，我也很愿意跟随他工作，但因学校不同意而未能如愿。如今他已安息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我曾前去凭吊。至今他那亲切的一番话，犹在我的脑海中永驻。
个人介绍
▲陈太一院士任西电名誉教授的聘任文件
▲《资深院士回忆录》封面及内页
—未完待续—
本文摘自：韩存志主编；裘维蕃等著.资深院士回忆录 第2卷[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