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机遇与“四人帮”的干扰
1974年1月30日，叶剑英在电子对抗装备研究所的报告上指示：“请先念同志考虑，可否请王诤同志牵头研究报批”。
2月1日，李先念批示：“秋里、谷牧、才千、人俊、方强、王诤：望按叶副主席批示办理。我们要有志气，要自力更生，要拼命研究过关，要大力协作，不要自相扯皮，共同努力把这个电子对抗设备搞出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且争取过关以后，再过一个时期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请王诤同志牵头召开会议，并要所有有关同志参加，作出符合情况的决定，报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审批。不能拖而不决，一定要知难而进，决不后退。”
根据叶剑英和李先念的指示精神，1974年4月16日至5月1日，王诤主持召开了电子对抗三结合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中国科学院、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等单位的领导同志、业务部门和来自科研、生产、使用等各条战线的代表。
会议期间，王诤主持讨论了电子对抗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分析了国际国内的战例，着重研究了中国雷达对抗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并制定了发展规划，提出了发展电子对抗的主要战术、技术原则，安排了221项侦察、干扰和雷达、通信电子对抗装备和反干扰措施科研试制项目，研究了关于发展电子对抗事业的重大方针与措施的建议。
这次会议把各军兵种的领导都动员起来了，在加速发展电子对抗已成当务之急的问题上统一了认识。
5月17日，以会议领导小组的名义，向国务院、中央军委呈送了《电子对抗三结合座谈会报告》，提出了加强电子对抗工作建设的六条措施意见：
(1)立即成立电子对抗领导小组，由一位副总参谋长任组长。
(2)在总参谋部成立雷达部，统管三军的雷达和雷达对抗工作；有关军区和军兵种建立相应机构及必要的战术论证和体制研究所。
(3)把现有的雷达和电子对抗研究所归口电子工业部门，统筹规划，全面安排。
(4)由空军组建一个雷达对抗试验基地。
(5)由中央军委组织一次全军性的电子对抗演习。
(6)电子对抗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纳入院校训练规划。
5月27日，李先念在报告上批示：“报告反映了一股干劲，有点敢干敢闯的精神......望计委和各部大力支持。”
叶剑英批示：“军委准备听一次汇报。”
中国电子对抗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974年6月17日，叶剑英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办公会议，讨论《电子对抗三结合座谈会报告》，并准备批准这个报告。会上，军委大多数领导对报告中提出的问题都持肯定的态度，对提出的建议给予积极支持。但是，却遭到了张春桥的指责和刁难。
当王诤读汇报稿时，张春桥背靠沙发，半昂着头，不屑一顾地说：“我们都有眼睛，都识字，你念什么!”他既不看汇报材料，也不认真听取汇报，当研究成立管理机构时，却突然说：“我保留意见。你们无非是要编制、要人、要钱、要房子，又要富丽堂皇的!”
在“四人帮”横行时期，身居要职的张春桥的这番发言，无疑是行使了“否决权”。
结果这次会议未能对《电子对抗三结合座谈会报告》作出决定，会议不欢而散。
“四人帮”的干扰，使电子对抗事业再次陷入丧失发展机遇的危险。
为电子对抗事业“走后门”
在电子对抗事业受到“四人帮”干扰的情况下，王诤一方面在四机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扎扎实实抓电子对抗设备的科研和生产，一方面通过各种会议广造舆论。这些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各军兵种的领导人都认为，加速电子对抗事业的建设已刻不容缓，对“四人帮”屡加阻挠王诤的建议，深感气愤。
当时的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对王诤在电子对抗问题上的敏感和顽强不屈的精神深为敬佩，对“四人帮”封锁毛泽东，王诤的合理建议到不了毛泽东手里，深感气愤。
1975年5月21日，孔从洲来到王诤家里，商讨如何把问题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孔从洲说：“我这个人浑身毛病，只有一点我自认为千金难买，那就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没有走过一次后门。可是，狗急了要跳墙，人急了要造反，我孔从洲为了我军的电子对抗事业，今天准备不择手段了!”
孔从洲这位毛泽东的儿女亲家，6月21日，把信送到毛泽东手里。信中用战例叙述了电子对抗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和我军在这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并提出了加强这一工作的建议。
6月23日,毛泽东看了以后,说孔从洲同志的这封信写得很有道理，让秘书交给叶剑英、军委去办理，并在信上批示：“送小平、剑英、成武同志阅。请剑英同志找二炮(原文如此)孔从洲商谈几次，为盼。”
毛泽东主席的批示，排除了“四人帮”的干扰，使中国电子对抗事业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积极落实毛泽东的批示
毛泽东主席对孔从洲的报告作出批示后，1975年6月25日，叶剑英批示：“请锡联、成武、王诤同志找孔从洲同志一谈。我也参加。”之后，中央军委常委陈锡联、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和王诤，先后同孔从洲谈了四次，了解情况，为落实毛泽东的批示作了准备。
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批示，7月29日，通信兵部向总参呈送了《关于加强我军电子对抗和雷达管理工作的报告》(第一稿)；经过多次研究修改，到11月6日，总参谋部将报告修改成第五稿，再次上报国务院、中央军委。
总参报告上报后，叶剑英于12月初召见了孔从洲和王诤，了解情况，听取他们对发展电子对抗的意见。王诤就电子对抗和雷达管理问题，向叶剑英作了详细汇报，并就发展电子对抗的战略目标、组织领导、部队建设、人才培养等问题，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看法。
叶剑英副主席胸有成竹后，于1975年12月8日召开了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联席会议，审查总参《关于加强我军电子对抗工作的报告》，邓小平、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作了重要发言，都强调要对电子对抗和雷达工作给予高度重视。
最后，叶剑英总结说：“批准这个报告。我们给主席写个报告。这项工作，主要是同四机部的关系多。你们要搞一个1976年的工作计划。”
1975年12月18日，叶剑英在总参报告的基础上亲自向毛泽东主席呈送了《关于加强电子对抗工作的报告》，12月20日，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上批示:“很好。退叶剑英同志。”
毛主席批示后，政治局进行了传阅。向总参谋部和各军兵种作了传达。1976年1月7日，王尚荣副总长和王诤召开了国务院、中央军委电子对抗和雷达管理领导小组预备会议，确定了领导小组成员和任务。领导小组由王尚荣任组长，王诤和总参四部筹备组负责人周涌任副组长。
1977年4月2日，中央军委任命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王诤兼副总参谋长并兼总参第四部部长。叶剑英在召开的有陆、海、空三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会议上宣布：“根据毛主席亲笔批示，军委决定在总参谋部组建第四部，分管电子对抗和雷达工作，各大军区同时设立对口机构和组建相应的电子对抗部队。经军委研究提名并报请毛泽东主席批准，决定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王诤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四部部长。”
在王诤的直接领导下，总参四部的各项工作全面展开。
王诤集军队、使用部门与工业制造部门的领导于一身，高度集中，加快了电子对抗事业发展的步伐。
1977年6月，国务院、中央军委电子对抗和雷达管理领导小组召开了电子对抗与雷达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副组长王诤主持会议。四机部、总参通信部、总参四部参加了会议。会议形成了雷达对抗和通信对抗两份规划文件。在安排一系列科研项目的同时，又安排拟在武汉地区举行一次陆空电子对抗实兵演习。
1977年11月，王诤病情已经很重(离去世只有几个月时间)，他不听医务人员劝阻，坚持要参加我军第一次大规模电子对抗演习。在医生陪同下，他带上氧气袋，乘飞机到达武汉。重病使他无法参加当地的招待、晚会等活动，可是演习活动他每一次都不放过。一天下来，总是大口大口喘气，半天恢复不过来。这样他还坚持向参加演习的人员作了总结讲话。
回到北京，病情更重了，但他仍坚持批文件，吸着氧气听汇报。凡了解王诤的人，对他那不计名位、不计个人得失，一心想着党的事业的高贵品质，无不感慨万分。
1977年冬，空军请王诤去河北菜地观看一项新技术试验。由于走的仓促，有关部门安排不周，王诤坐的是硬席车厢。车上没有暖气，王诤当时本来就有点感冒，直流鼻涕。
陪同人员十分着急，直埋怨有关部门安排不好。而王诤丝毫不当回事，在车上听汇报，还和军兵种领导人交谈电子对抗有关问题。当时他已是癌症晚期。直到临终前，他还念念不忘电子对抗工作，对看望他的领导同志表示对电子对抗不放心。
1989年，海湾战争爆发，美国电子战显示的威力震惊世界。此时此刻，从事电子对抗的人们，又回想起王诤在此项事业上的独到见解，对他的科学预见无不为之感叹，更为敬佩。
长期在王诤领导下从事通信和雷达专业工作的兰文长同志深有感触地说：“真正颇具远见地看到电子对抗在今后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并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克服各种阻力为之奋斗的，是王诤同志；更确切地说，他是这一事业的奠基人。”
这一评价是公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