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前线的告急报告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美军空军每次较大的作战行动都采用了电子干扰的手段，志愿军雷达部队由于装备落后，人员缺乏反干扰的知识和实践，对敌人的干扰无能为力。
1951年底，前线雷达受干扰的告急电报报到了当时主管全军雷达工作的军委通信兵部。王诤见报后，当即决定亲自带领调查组到前沿雷达站实地调查，声称找不出对策不回北京。经过实地反复调查摸索，他总结出四条反干扰措施: (1)改变雷达的频率；(2)微调接收机本振频率；(3)降低接收机增益；(4)运用两部以上雷达，以最强干扰方向对敌机进行几何定位。
这些后人看来似乎很简单的措施，在当时发挥了非常积极有效的作用。调查组返回北京后，王诤决定在雷达管理处下设反干扰小组，指导全军雷达反干扰工作。这是电子对抗工作的最初实践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子对抗工作最早的组织形式。
朝鲜战争停战后，1953年8月，通信兵部召开雷达反干扰工作会议，会上决定通信兵部雷达处正式成立反干扰工作小组。这个小组对全国防空雷达部队的反干扰能力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7年5月，总参谋部决定在通信兵部成立无线电技术对抗处，并于1960年3月扩建为通信兵第五部，负责组织全军雷达、通信、导航、火箭武器、无线电遥控、电视、红外及声纳的电子对抗工作。电子对抗有了相对独立的业务主管部门和明确的业务范围，并组建了电子对抗科研机构和试验部队。
从打U-2飞机到仿制侦察系统
60年代，王诤对雷达的研制和生产特别关心，对雷达的抗干扰措施及雷达侦察技术和干扰技术尤为重视。当时的电信工业局和有关部门对这一高新技术均作为重要科研项目作了具体安排。王诤在通信兵部建立负责电子对抗的第五部后，即组织了雷达对抗和通信对抗科研规划和科研项目的战术技术论证，协助、监督研究所和工厂进行研制工作。
1962年9月，中国防空部队首次击落美制U-2高空侦察机时，王诤亲自率领工程技术人员到现场将飞机上的电子侦察系统装备拆下来。但这套设备已被摔坏，烧得残缺不全。王诤要求第19研究所拼接恢复原样，画出电路图，标出各种零部件的参数，对制造工艺进行分析，以便尽快安排仿制。王诤说：“这种引进不到的新技术，现在送来了，这要感谢美国佬。我们不能丢失时机，一定要自已造出来。”
此后，美仍多次派U-2飞机继续有恃无恐地对我实施侦察，我地空导弹部队屡击不中。后来我采取技术对抗措施，迷惑敌人，于1963年11月击落第二架U-2飞机。我们从该机上发现它已安装了报警设备，一经收到我雷达信号就自动报警，并迅速改变飞行方向。针对这一情况，王诤率技术人员到地空导弹制导站、雷达制造厂，同工厂的同志研究对策，决定在我制导站上加装照射天线，以隐蔽我雷达信号特征，使U-2的报警器失灵。装备部队后，立竿见影，又连续击落3架U-2飞机。
过一段时间，U-2飞机又来了，用照射天线又不灵了。王诤第二次受命到雷达厂解决问题。经研究分析，认为敌人可能在U-2飞机上加装了回答式干扰机。王诤同技术人员商定，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确定了一个反回答式干扰装置的方案。这一方案又获成功，1965年1月击落第4架U-2飞机。
在击落的第4架U-2飞机上，发现敌人安装的回答式干扰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电子系统，完全证明王诤的判断是正确的。从打下的U-2飞机上，我又免费“引进”了一整套电子侦察干扰设备，包括高清晰度摄像系统。
提出电子对抗的发展思路
1963年3月25日，王诤出任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10月，王诤组织起草了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现代无线电电子工业的作用和我国无线电工业建设问题的报告》。
报告突出强调了电子对抗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我国的差距，指出：“无线电电子设备已成为自动瞄准火炮、自动引导的各种超音速飞机和各类导弹、核武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利用无线电干扰能够破坏敌方的通信、导弹、雷达和无线电设备的性能，使无线电电子设备起到攻击性武器的作用。”
这个报告还说：“一般对空、对海警戒雷达、炮瞄雷达，我们都能稳定生产，但是波长老(已经成为公开的)，波段少，没有技术后备力量，经不起敌人的干扰。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由于王诤对电子对抗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对发展我国电子对抗事业怀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紧迫感，所以到四机部工作后随即组建了电子对抗研究所和电子侦察设备制造厂。
1964年4月，四机部召开地面雷达会议。王诤组织与会人员重点研究了抗干扰技术问题，实际上这是一次电子对抗动员大会。王诤阐述的主要观点是:
(1)我们的国防建立在自卫作战的基础上，应重点抓军事电子装备的抗干扰能力，新装备第一位的是抗干扰措施。
(2)要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敌人白刃拼杀，飞机大炮就都不起作用了。我们的雷达频率同敌人的雷达频率混在一起，要干扰连你自己的设备也干扰掉，你不要我活，你也活不了。这对装备处于劣势的我军是十分有利的。
(3)要掌握侦察技术，制造出侦察设备。要能够侦察到敌雷达的技术参数，加以分析，我可以设法干扰敌人。
(4)电子战是总体战，不光军事，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都要采用电子战技术以保护其安全。如在大水坝上涂敷雷达电波吸收材料，可以起到有效的伪装作用。伪装、欺骗是电子战的一个重要手段，对军事目标、民用目标都是十分必要的。
(5)当前我国技术经济实力较弱，铝箔干扰简单易行，要认真研究解决铝箔条的生产工艺、几何形状、技术规格、有效的施放手段和施放时机。
1966年2月，在四机部召开的企业领导干部会议上，王诤再次强调，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要重点抓雷达、电子对抗设备的科研与生产。那几年，他几乎逢会必讲电子对抗。但是，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力。
“解放”后着手抓的第一件事
王诤对电子对抗的论断，很快被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战场上电子对抗技术的交量所证实：1967年6月，以色列对埃及军队的无线电通信实施了全面的电子干扰，使埃及遭受重大损失; 1969年以色列空袭埃及时，使用美式干扰装备有效地干扰了萨姆-2型防空导弹，夺取了制空权；1970年，埃及所使用的苏联提供的萨姆导弹加强了反干扰措施，又使以色列的飞机遭受很大损失....王诤在被造反派关押期间，对此十分关注，一直心系我军电子对抗事业。
1972年春，王诤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得到了“解放”。刚刚从河南干校回到北京，尚未恢复工作，他提出的第一件事就是抓电子对抗，急如星火般地要到中越边境各雷达站了解被美军干扰的情况，进行实地考察，从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中研究对策。
叶剑英立即批准了他的计划，认为抓雷达对抗很好。嘱咐他要注意身体，日程安排不要太紧。王诤离开后，叶剑英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王诤同志深受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和摧残，但每次见面他只谈工作，只谈如何振兴电子业，从不谈个人问题，不讲个人恩怨。现在又要求去第一线实地考察，真是个好同志啊!”
鉴于王诤刚从干校回来，身体还很虚弱，随行工作人员按照叶剑英的指示，计划在现场半天工作、半天休息。但是到广西前线以后，王诤一到现场就要上山，不仅全天工作，中午、晚上也不休息。
白天到雷达站视察设备工作状况，同干部、战士座谈，晚上自己整理笔记。每到一个雷达站，他都亲自观察雷达被干扰的情况，同干部、战士探讨敌人施放干扰的规律、特点和对抗的办法。
他在广西宁明等地区先后视察了警戒、引导雷达、地空导弹营、高炮部队，还找飞行员了解机载雷达受干扰的情况。
他在广州视察051导弹驱逐舰时，看到电子设备很不配套，拟安装电子对抗设备的位置空着。部队人员汇报说，如果不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这些问题早解决了。我们要把丢掉的时间抢回来。王诤提高嗓门说：“不抢回来，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回京不久，王诤就召开专门会议，研究“051”的配套问题，促进了研制进度。
经过对广西、海南、广州等地15天的视察，王诤掌握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回京后就向叶剑英汇报。叶剑英非常重视，先后两次在京西宾馆听取汇报，研究解决办法。
王诤于1972年7月恢复工作后，即着手研究推动电子对抗设备的研究和生产。1972年12月30日向叶剑英副主席呈报了《关于召开电子装备三结合座谈会的请示》，经周恩来总理和军委办公会议批准，1973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由军内外科研生产和使用单位参加的三结合座谈会，集中研究了领导管理体制和制定专业发展规划的问题。在1973年电子工业领导干部会议上，强调要把电子对抗设备作为优先发展的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