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我军战场通信理论
早在1944年，王诤就提出了我军战场通信的基本战术理论。
其要点是：无线电通信，要能建立运动中不间断的联络，把无线电通信普及到营连，增大电台分布的密度，收发报机要力求轻便；建立不同兵种与不同工作部门之间的专门通信网，力求准确迅速；战场军用电话急需加强，要解决轻便被覆线和电话机随部队跟进的问题；对音响、灯光、烟火、旗语等辅助通信手段的有效运用，要加强研究；连以下的无线电台，要加速无线电话的研究和使用，要能够在步行中进行通话；注意炮兵射击口令传递和侦察小分队小型无线电话机的装备；加强无线电话传话的密语、代号、地图座标的研究和广泛使用；加强通信参谋工作，通信参谋必须学习军事战术原则，使通信技术与军事战术很好结合起来，做好战场通信保障；重点团以下单位在运动中要保障迅速、准确、不间断的指挥；团以下指挥员要亲自使用无线电话机，以提高指挥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王诤首创了在无线电通信中建立以后方可靠基地为依托的转报中心的方法。
其中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延安为依托，解放战争时期以山西临县军委后方机关为依托，抗美援朝时期以沈阳为依托，进行了可靠的转报，对保障作战指挥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进军西藏时，指示西南军区建立可靠的转信站。在以后的对印、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继承了这一理论，广州、昆明军区在靠近前沿都建立了大规模的转信站和庞大的接收中心。
使前沿团以上单位的电台，都在严密的监听之中，当其联络不上主台时，即进行盲发，转报中心听到后，即帮助转报。在对越作战中，统帅部在贵阳建立了大功率转报中心和庞大的接收监听中心，对师以上甚至团以上单位的电台的通信情况进行24小时监听，接收盲发电报，相机代为转报。
这是一次最大规模的依托后方基地的转报组织。王诤将上述组织原则概括为”前轻后重，梯次配置，固定与移动相结合”。
1950年，王诤提请报批建立了独立、固定、有线与无线相结合的军用通信网。在修筑各级地下指挥所通信枢纽工程时，把党政军通信的需要通盘考虑，统一建设。这样一旦打起仗来，就成为党政军统一使用的通信指挥网。
这一套地下固定通信网，即是战时移动部队的可靠依托，可堪称为万全之策。当年，王诤还报请批准建立海防边防有线与无线电相结合的通信网。有国就有”防”，有”防”就必须有边境上的可靠通信。
这一通信网的建成，为战时的边境侦察部队和小规模的边境作战部队建立了可靠的依托。这是他战略通信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50年1月，王诤曾对登陆战役中空军、海军的指挥通信，炮兵、装甲兵的指挥通信，部队登陆地域的通信，部队航渡中的通信，部队登陆后诸军兵种的协同通信，纵深作战的通信等，做了极为详尽的论述和规定。
1955年，在进行通信兵主任集训时，王诤亲自写讲稿，对于在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的战役通信理论，作了详细的论述。1955年，在辽东半岛进行的方面军司令部带部分实兵的抗登陆战役演习的总结讲评中，王诤对我军战略通信理论做了科学、详细的论述。
在王诤亲赴朝鲜现地全面总结朝鲜战争中通信保障的经验后，更加完善了这一理论。
王诤首创了在主要战略方向上的战略战役地幅内，建立若干固定的以有线和无线相结合的通信中心联结起来的通信网，再辅之以车载、通信中心相结合的，由战区主管通信部门负责建设和管理的通信网，以作为大兵团、高度机动作战部队的依托。
野战兵团的通信装备必须灵活机动。王诤特别强调，凡进入重要战略地幅内的所有部队、后勤机关、预备队，都应以利用固定通信设备为主，完成通信保障任务。在考虑建立固定通信网时，必须把当地民用通信设施的战时动员考虑进去。王诤察看了当时辽东半岛的全部通信设施，指示沈阳军区通信部门装配了10辆通信中心车，从北京调来了24路微波接力营，对上述理论进行了探讨试验。
以实地演习取得的第一手资料为根据，确定了主要作战方向上战略战役地幅内，应建立有若干手段齐全的通信中心相连接起来的固定通信网，作为野战部队的可靠依托，前轻后重，梯次配置，依托后方，机动灵活的战略战役地幅内战场建设中通信建设的指导原则。
王诤依据这些来源于实践的理论，指导实践活动，建立了在通信部队中统一编制、统一装备、统一训练、统一制度、统一纪律的治军原则，制订出了由国产化到轻(重量轻)、小(体积小)、省(省电)、牢(牢靠)的半导体化、车载机动化的装备发展战略。
制订了固定通信网地下化，散射、接力、卫星、战略网自动化等新技术发展方向；建立了完整的通信干部培养训练体制；建立了按战区配置的器材大修与储备仓库体制；建立了战略战役通信预备队体系等一系列我军通信兵发展建设的方针政策，从而保证了通信兵建设始终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进行。
推进战略指挥网自动化系统建设
20世纪50年代，美国建立了北美自动化防空系统，苏联也积极发展自动化指挥系统。王诤敏锐地预见到自动化指挥系统的发展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意义。
早在1956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会议时，王诤任军事电子学规划组组长，他当时即提出，在发展航天事业的同时，要抓紧发展以防空自动化为龙头，带动计算机、半导体技术发展的建议，得到周总理的赞许，被列入规划。
规划确定之后，王诤提出以任务带学科、以任务带技术的方针，即把自动化防空系统的科研试制作为国防装备的一项重要任务，规定完成时间，确定所需经费，以命令的形式下达。1959年11月25日，中央批准了这一工程，并成立了领导小组，王诤任组长。
王诤主动承担这一涉及多学科、高技术与现代化作战指挥相结合的复杂工程，当时引起许多非议，认为条件不具备，是吹大牛、放大炮、头脑发热。王诤坚信，方向对头了，目标找准了，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他亲自领导这一工程的攻关大会战，组织了相应的专门科研机构，调动大多数工厂参与协作。围绕这一龙头的电子计算机、半导体、信号录取、雷达、通信、控制等新技术的攻关，齐头并进，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经过几年奋战，各学科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其中，1966年完成了工程系统总体设计方案，并进行了模拟实兵引导、拦截试验，取得了满意的结果。不幸的是，十年内乱，项目停顿下来。
1972年，王诤刚被解放出来，还没有恢复工作，就急切地过问这一项目的情况，决心重整旗鼓，坚持再干。
在王诤的组织领导下，订出了具体目标，首先要在1974年前建成一个雷达团的情报半自动化自动处理中心，即建成由北京至承德线上雷达和机场的半自动情报传送系统的试验线路。这一任务得以按时完成。试验证明，防空自动化系统的总体设计方案是可行的。
1974年，在王诤的倡导下，四机部与空军联合召开了自动化防空系统工程会议，整顿恢复了自动化防空系统的研制工作，使这一工程纳入了正常的计划和工作渠道。
1975年，当王诤得知法国可以向我出售其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的全套设备和技术时，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商请有关部门报告国务院、中央军委，请求批准进口这一系统。
王诤认为，这一系统虽为民用，实际上是军民结合的较先进的对空自动化指挥系统。对类似的设备，美国是封锁很严的。这一系统引进后，在北京至南京之间安装使用，一次试运行成功。通过对全系统的资料分析，证明这套设备系统对我防空自动化指挥系统的研制起到了借鉴和促进作用。
经过几年的实践，王诤认为，研制我军战略指挥网自动化系统工程的条件已经具备，因而向中央提出了研制这一庞大系统工程的报告，报告于1978年1月得到批准，成立了国务院、中央军委战略指挥网自动化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由王尚荣、王诤牵头。
领导小组成立后召开了几次大的协作会议，制订了近期和远期建设规划，确定了以建立自动化指挥专用保密电话网、公用自动电话网、自动化数据交换网、自动化情报传递网、作战文书自动化处理系统等具体项目和内容，安排了科研试制所需设备，下达了关于建立空军一个雷达团防空自动化情报传递处理系统，以及北京军区至二连地面部队情报自动化传递处理系统的试点任务。
王诤在四机部组织了一个强大的技术攻关领导班子，全面指挥协调有关研究所和工厂的攻关研制工作。这时，王诤已经知道生命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医生在会诊时，不知道他懂英语，用英语交谈他的病情，全被他听懂了：癌症晚期已扩散)。
他找有关人员多次强调以下问题：这是一个花费很多的国防工程项目，一定要严密组织，少走弯路，减少浪费；这是一个战时党政军共同使用的指挥系统，平时由军队牵头建设，战时要保证党政军的统一指挥；对于通信规范，诸如码元标准、数据标准、图文格式、汉字化标准、词汇标准、图文传输标准、录入读出标准、各系统的接口标准等等，必须是党政军绝对统一，不能各搞一套；整个系统的硬件设备，必须能兼容通用；要解决好远程警戒雷达，解决好在战场上对车辆、部队活动的侦察雷达，不然情报来源就困难；要大力发展声、光遥感技术，在第一线建立遥感侦察站，以增强地面侦察的及时性与可靠性；要大力发展红外技术、激光技术，扩大各种兵器自动控制的使用范围；要大力加强战略及电话保密机的的研制；要大力发展大屏幕显示技术；要大力发展计算机技术，这是自动化指挥的核心；要大力发展通信和自动化管理技术，这是整个自动化指挥系统的基本保证条件等等。
王诤对上述众多重要的技术攻关项目，分别作了落实安排，反复强调四机部要全力以赴，作为头等重要任务抓紧抓好。
王诤对我国战略指挥网自动化系统工程的建设，从提出建议、审批方案、组成方案论证、项目落实，到许多重大决策的制订，呕尽了心血。
王诤未能见到这项庞大系统工程的完成，但他为我军战略指挥网自动化工程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这一强烈愿望已经变成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