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现代化通信兵奠基
王诤作为我军通信工作的”开门鼻祖”，时刻关心着我军通信工作的建设。他根据形势的变化，从我国国情军情出发，审时度势，适时把我军的通信事业推向前进，使之从小到大，成为专业兵种，并不断提高现代化水平。
通信兵组织体制建设
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由于高度分散的游击战争，王诤建议制订的通信兵领导体制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部队的通信科、股只负责有线电通信，无线电通信直接隶属于首长。电台配备、干部任命和无线电通信业务，自上而下成系统。
每派出一部电台，都由王诤按照该台执行任务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挑选人员，亲自谈话，交待任务，教会使用电台，规定联络方法等。因而不管派到天南地北、”虎穴狼窝”，都很放心。由于各派出电台的报务员都是同学，互相熟悉，在频繁转移联络不畅的情况下，可以互相关照，代为转报，增强了联络的可靠性。
在这种组织体制下，各级首长对电台的安全都特别关心。1933年8月，四方面军一部电台在突遭敌人袭击时丢掉了，徐向前总指挥马上派一个团把电台从敌人手中夺了回来。贺龙曾说过：宁肯损失一个团，也要保证电台的安全，以免失去”耳目”。
抗日战争后期，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日益扩大，形成了几个大战略区。从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过渡。根据王诤的建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无线电通信独立系统，在各级司令部建立统管各种通信工具的业务部门。
王诤对这一转变作了理论阐述。他说：”要建立通信参谋工作，把通信技术工作与军事原则结合起来，要从建设现代化通信工作去设想问题，号召前线通信参谋人员与通信部队负责人，认真学习军事，了解现代装备条件下作战中通信工作的规范和要求。因此，要建立并充实各级通信组织，使其成为正规兵团必设的军事机关的组成部分。要发展战场上使用的超短波通信，同时，着重发展野战电话通信；不仅发展有线电话，还要发展有线电报。特别是战役组织阶段，无线电通信要严格限制，有线通信将成为主要通信手段。”
根据这一理论制订的以无线电通信为主、有线电及其它通信手段为辅，互相补充，有机结合的管理体制，使通信兵真正成了集各种通信工具为一体的统一的专业兵种。这在通信事业的发展上是个飞跃。
建国后，王诤提出建立独立的国防通信网的建议批准后，立即展开了军用固定通信网的建设。与此同时，王诤报请批准将使用维护这些通信装备的值勤部队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序列，成为通信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建议获准后，他还下达了实行统一编制的命令。这一组织编制上的立法，为以后固定值勤部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0年，王诤报请批准，中央军委决定，总部和各大军区成立直属通信团。到1953年，军委通信部和六大军区通信团相继建立。王诤的指导思想是：在和平时期，进行大规模固定通信网建设的同时，必须同时建立战略战役预备队。
独立通信团的建立，在抗美援朝中，在以后的多次边境反击作战、战略战役演习、新型装备试验、技术兵员的训练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对通信兵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1955年六、七月间，通信部举办了集团军进攻战役的通信保障专业集训，参加集训的有各军区、各军种兵、集团军通信处长。集训期间，大家一致要求通信部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对通信兵也应按兵种建设（陆军中通信兵是建立最早的专业兵种，而这时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都陆续从陆军中分出来了）。
王诤在集训总结时说：”关于通信兵改兵种的问题，许多干部都曾多次提出建议，我总以为什么样的机构不是主要的，关键是自己要努力把工作做好。既然大家都这样强烈要求，我也就不避嫌了，由我来写报告。但必须讲清楚，通信兵改为兵种后，通信业务工作和通信保障工作，必须仍由各级司令部领导，因为通信联络是保障作战指挥的，只有在各级参谋长直接领导下，才能更好地执行任务。”
1956年，中央军委同意总参谋部通信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在通信部改为通信兵部以后，王诤一如既往地把自己的工作置于总参谋长的直接领导之下，一切通信业务工作，均请示总参首长。此后，他利用兵种的有利条件，大刀阔斧地展开了通信兵的建设事业。
培训在职通信干部——攻克”豆芽菜”的故事
为使通信干部特别是各级通信领导干部，适应国防现代化建设和未来诸军、兵种合成作战的需要，王诤特别关心在职干部业务素质的提高，强调领导干部要提高文化，学习新的技术知识。
为此，他多次组织大军区的通信领导干部集训，专门研究探讨战略和战役通信联络组织问题，并亲自授课，并亲自组织领导图上作业。他还一再要求通信干部要积极争取参加合成军组织的战役战术演习，认为这是最好、最实际的学习机会。
当时，在通信兵系统广泛流传着一个攻克”豆芽菜”的故事。王诤在同工农干部谈话时，常把微积分符号”∫”形象地叫做”豆芽菜”（这个”豆芽菜”不仅指微积分，而是泛指文化科学知识）。
他在机关常说，工农干部需要”豆芽菜”，但又害怕”豆芽菜”。工农干部不怕累，不怕苦，不怕流血牺牲，就是怕”豆芽菜”。工农干部，打仗拿得起枪杆，开荒拿得起锄杆，拿得起榔头（电键）敲得”的的嗒嗒”，但对这个”豆芽菜”却感到重千斤，难以攻克。对此，他鼓励大家向科学进军，向文化进军，要以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精神来攻克”豆芽菜”。
1954年春节刚过，他在一年开头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动员机关干部学文化。机关全体干部集中在通信部俱乐部礼堂，听王部长作动员。他不用讲稿，不用话筒，从我军现代化建设、掌握和发展新的通信装备，讲起学习文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说，通信兵是技术兵种，就更需要文化，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没有文化就会被淘汰。”工农干部知识化”，更具有现实性和迫切性。
他鼓励大家说，要打开科学的大门，掌握新的通信技术，一定要学好那个”豆芽菜”，要不害怕”豆芽菜”，要攻克”豆芽菜”。
他讲得有声有色，妙趣横生。他越讲越激动，却忘记了自己是在讲台上，越出台沿，一脚踩空，摔了下来。好在台子不高，他身高腿长，摔得不重。台前的人急忙把他扶了起来。他笑了笑，若无其事，又走上台去，继续动员。大家深受感动。他这次动员，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这次动员以后，在王诤的亲自组织领导下，很快办起了中学数学班、高等数学班、大学普通物理班、化学班、俄语班、英语班，每个人都被卷入了学习文化的热潮。
当时在通信部机关工作的人，回顾这段历史，都感到那时的文化学习受益匪浅，为以后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中，有的人考上了大学，有的上了通信工程学院高工班。大家都深深感谢王诤对工农干部的关心培养。
统一规划高等通信院校建设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提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的任务以后，通信联络的组织指挥更加复杂，通信技术保障任务更加繁重。
面对这一形势，王诤提出：为适应现代化国防建设的需要，必须统一全军各级通信学校的教育工作，以便按统一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出各类通信人员。他指出，历来的通信人员均采取速成方式单一进行技术训练，而无军事教育的灌输。
当时的通信干部大多是不懂军事的”文官”，有的连地图也不会画，对很多军事知识与军事术语很陌生。因此在通信组织工作方面，常感不能满足军事首长的指挥要求。因此，必须要建立正规的通信军官学校，实行军事知识与通信技术并行教育的方针。
他强调，以后通信装备将不断改善，通信技术的复杂性会越来越大，必须培养一批工程技术人员，提高其技术水平，通信工作才能有基本的保障。按照这一总体设想，确定了由军委总部统一领导管理通信院校，并对全军各通信学校作了统一调整。在建国前夕，以华北电专为基础，在张家口组建了由军委直接领导的军委工程学校。
为加强学校的教学力量，王诤请示周恩来批准，亲自出面与当时东北人民政府林枫副主席商量，将大连大学电信系（原大连电专）毕德显教授等26名教授、讲师及在校学员调到军委工程学校一部，开始正规培训高、中级通信技术人员。
在统一调整中，以军委工校一部为基础，成立了通信学院，以6大军区通信学校为基础，分别组建了张家口高级通信学校、宣化通信学校，汉口通信机务学校，南京雷达专科学校。
1953年10月5日，王诤在通信部部务会议上，提出了学校建设与各类通信干部的培训规划分别为：张家口通信学院设4个系，指挥系培训军、师通信处、科长，独立通信团长和军以上机关的通信参谋人员，3个工程系培训无线、有线、雷达工程技术人员；张家口高级通信学校，培训团通信股长和独立通信分队的连排长；汉口通信机务学校，培训有线、无线技师；南京雷达专修学校，培训雷达技师；宣化通信学校，培训师以上司令部机关有线、无线报务人员。在培训计划中要求高、中级通信指挥干部、雷达工程技术干部要在15年内培训完，其他人员在10年内培训完。
他提出，所有通信院校应遵循以下的方针原则：
（1）学校教的要与毕业后的实际工作需要完全适合；
（2）严防技术与战术脱节；
（3）防止学校教育与部队实际脱节，部队装备什么学校先学什么；
（4）克服理论与实际脱节；
（5）要上级能教下级，官教兵；
（6）老干部文化水平较低，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又缺乏实践，对这一暂时情况要适当考虑到。
为了实现这一培训规划，通信院校的工作又作了几次调整。为完成部队大量需要的团通信股长、通信连排长和各类技师的培训任务，又在上饶成立了一所通信学校，在重庆组建了一所无线电通信技术学校。
为适应电子技术快速发展的需要，在通信工程学院（1958年后改称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增开了自动控制、电子对抗、导航等新专业。至1957年，形成了较完善的全军通信干部培训体制。到1966年，王诤提出的15年培训规划已基本实现。
扶植清华大学无线电系
在时时关心直属院校建设、教学、科研工作的同时，王诤对一些全国重点大学电子工程系科、专业的设置与建设，也表现出十分关注，积极支持其发展壮大。
在建国初期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过程中，清华大学的理科、文科、医科、航空、钢铁等院系相继调出，本校显得很空虚。清华大学当时的苏联专家甚至提出把清华大学办成以土木工程为主的大学。
对此，校方很不以为然，并研究决定于1952年底将无线电电讯专业从电机系中分离出来，组建了无线电工程系，孟昭英教授出任系主任，吴佑寿任秘书。
为了使新成立的无线电工程系站稳脚跟并求得发展，系里决定寻求国家和部队有关方面的支持。他们首先想到的，是集解放军通信兵、国家电讯工业局和邮电部领导于一身的王诤。孟昭英教授等决心登门拜访王诤。
二人一见如故，王诤当即表示支持无线电工程系的发展设想，并对孟昭英教授为国家培养无线电专门人才的抱负给以热情赞扬。孟昭英颇有相见恨晚之感，进而提出能否调拨一些通信、雷达设备和无线电器材，以作为示范教具。王诤做出了积极、使对方满意的答复。日后不久，一一到位。
孟昭英满载而归，当即向清华大学校领导做了汇报。他对系里的老师们说，王诤部长没有官气，像个学者，颇有个人魅力，自此之后，王诤一直关心、支持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的建设和发展，并迅速将其办成清华最大的一个系。
1953年前后，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学生的实习安排遇到困难，由于部分学生家庭出身的原因，作为国防工业组成部分的无线电工厂，不予接待。为此，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专门写信谋求支持，经王诤批示同意，终于得到解决。
1958年，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改建为无线电电子学系，增设电真空、半导体、电视等专业。王诤虽已调到国防部五院工作，但与校方的联系从未终断，还让该系的教授参加五院的学术、技术活动。
由于王诤及后来孙俊人的关心，清华无线电系的老师一直参加中国电子学会的各种学术活动，并在其中担任副理事长、常务理事。通过所有这些活动，对扩大该系师生的视野，树立为国防建设服务的观念，起到了很大作用。他们继而又认识了张爱萍、安东、周凤鸣、段俊、周文盛等人，对该系很快发展起来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1982年，该校成立了微电子学研究所，所长为李志坚教授。电子工业部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1984年，这个系更名为电子工程系。1996年，组建清华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下属电子工程、自动化、计算机三个系和一个微电子学研究所。至今电子工程系仍然是全校最大的系，是人均经费最多的系。
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李传信教授感受颇深。他说，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发展同王诤有重要的关系。在我国，在领导干部中，对电子科学、电子教育的关心和重视，王诤属第一位。像我们这些人，非常怀念他。他思想开放，心胸开阔，没有部门之见。实际上，并非王诤对清华大学情有独钟，而是表明他对无线电电子学的重视。清华无线电系与电子工业部的关系是始终是十分密切的。
王诤重视电子教育是一贯的。就是在1972年他刚刚恢复工作的时候，也是如此。当时，教育部有关领导要砍掉32所大学的无线电系或专业。王诤据理力争，避免了电子教育战线的一场新的劫难。他说：”这32所大学的无线电系或专业，你们不要，四机部全部接收下来。”
以后，在经费、科研项目安排等许多方面，给这些院校的无线电系以有力的支持，保留、发展了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培养人才的基地和师资力量。
